“私家侦探”在中国是个新兴的行业，同时在公安和司法界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由于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限制，从1992年至今，该行业往往以民事或商务调查事务所的形式出现在大众面前。
　　有关人士认为，中国的“私家侦探”一直在法律的边缘行走，很多政法部门可以依法使用的侦查手段，对“私家侦探”来说却是违法的。当前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这个行业，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为此立法。
　　本书作者孟广刚曾在沈阳市皇姑区公安局的长江、龙江派出所任所长。1993年7月，他在沈阳成立克顿调查事务所。孟广刚是“私人侦探业”在中国兴起的亲历者，《我的侦探路》讲述了他的人生故事，也从侧面记述了“私人侦探业”在中国发展的一段历程，并对“私人侦探业”发展进行了法理学、刑侦学的理论探讨。    

　　脱下警服办“侦探公司”
　　1977年5月，沈阳公安局招干，我以第三名的成绩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在一次沈阳市公安系统发起的破大案战役中，我和同伴们50天破获大、小案件150起，被授予“破案能手”称号。在后来的工作中我还多次获得“文明干警”、“做出贡献的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并数次立功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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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我下定了决心，想成立一个民间调查机构，像西方侦探一样名正言顺的来“侦办”案件。决心下定之后，我把创办私人侦探所的想法向主管公、检、法的区委领导做了汇报，接着又向市人大的分管领导作了汇报。在两位领导的支持下，我创办私人侦探机构的申请报告被批准。
　　创办侦探所的报告通过了，计经委的红头文件也做了批复，但是在申请工商注册时我还是吃了闭门羹。工商局注册登记科的一位叫李军的科长对我说：“你申请注册的业务，我们从来没批过，工商注册条例中也从未有过，我们不能批。”对方的回答是肯定的。我望着填写好的工商注册登记表傻了眼。
　　……次日早上工商局刚一上班我又来到登记科，显然已有局长的指示，李军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接过注册登记书，只见他在注册经营范围栏中把我申请注册的商务、经济事务调查、社会安全事务调查、查找人和物的下落等业务统统给删掉了，只剩下第一项民事事务调查。而且批注了试办一年几个字，看来我的营业执照是带着笼头的。李军科长给我讲了一些工商法规政策方面的知识，看来这位科长对工商业务是非常专业的，我不禁有些佩服。
　　1993年7月3日，我终于领到了工商营业执照，在中国实现了我创办私人侦探机构的夙愿。

　　小保姆挖下“偷儿”陷阱
　　陈绍辉的妻子远走美利坚以求更大发展，扔下他和儿子勋勋。面对从天而降的大好形势，喜不自禁的保姆丁小雯张罗着和陈老板组成家庭……小雯无论怎样的美丽聪慧，仍是一个小保姆，无法和他这位前副关长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层面上，如果真是娶了小保姆，他在自己的事业圈、朋友链中如何做人呢？
　　就在陈老板第二次新婚不久的一天，丁小雯悄悄地从幼儿园把勋勋带走了。陈家狂找了一阵子，没有任何结果。20天后，丁小雯从上海打来电话：“勋勋在我这里，请放心，我会好好待他，只是你永远也别想再见到他！”……
　　讲到这里，陈绍辉抹着泪水又继续诉说：“只怪我，对丁小雯没有履行爱情的承诺，她过去对我和勋勋照顾得非常好。虽然我找了好多警方朋友，可至今仍无孩子的下落。说心里话，我并不愿意警方插手，因为那样小雯是要吃官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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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7月16日，我派于群和姜泽远怀揣着被拐儿童小勋勋的一张照片和两个从西安打出的电话号码，直飞西安……第二天，于群找到了这家机关附近的街道居委会，上楼进屋一看，只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于群告诉她，自己来自东北，出差途经此地。哥哥嫂子前几年离婚，儿子判给了嫂子，现在哥哥想儿子都快想疯了，可嫂子不让看。他想替哥哥看上一眼，但线索只有这个电话号码，大院不让进，请大妈给帮忙查一查……于群边说边递给老太太100元钱，说是交的查询费。老太太也不客气，把钱装在兜里说了声你等着，就颠儿颠儿地下楼去了。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回来了，说查到了，电话号码是总务处的，总务处办公室只有一个女同志，姓刘，现在不在，听说她家有一个小饭馆，她有时间就往饭店里跑，是不是她就是你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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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夜已深，我让于群送丁小雯哥哥阿旺回家……于群看到阿旺是与母亲同住，上楼进屋后，老太太和小勋勋都在，阿旺的媳妇也在，家里还有一个小女孩儿也躺在床上睡觉。和老太太说了几句话后，于群心里明白了，小勋勋已成了丁家的一员。阿旺是独子，与妻子生的又是一个姑娘。小勋勋已被改名丁欢欢，被老太太和阿旺视为掌上明珠，寄期望于传宗接代延续香火。
　　……将近夜里12点，老太太领着小勋勋走出来，阿旺推着摩托车也不紧不慢地跟了出来。此时，我一个手势，姜泽远就迅速冲了上去，双手拎起小勋勋，此时我回身打开车门，小勋勋被直接扔在了陈绍辉的怀里，我亲自驾着那辆丰田车，一脚油门，极速拼命地驶向城外！

　　追踪假冒“犀牛”牌刀片
　　沈美日用品有限公司，是辽宁省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合资企业。他们生产的犀牛牌刀片，小产品居然干出大事业，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在欧美市场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平均年纯利润达到2000万元以上。
　　忽啦啦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那么多的假“犀牛”，仿佛蝗虫一样铺天盖地把国内大部分市场给抢占了。大到商店柜台，小到马路牙子上的地摊，到处是假冒“犀牛”。
　　……就在这一天，1994年12月26日，我们“克顿侦探事务所”和沈美日用品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调查合同书》。
　　从吴总经理那里回来以后，我们立即决定主攻西柳，跟“牛”找“窝”，开始第二战役的战斗。我和我的探员们各自化装成不同角色，混进西柳市场，巧妙地向各个摊位打听，可是他们不是说不认识，就是说不知道……终于，探员李蓝光引起了摊主们的注意。
　　李蓝光把一个电话号码交给我，很快，我们的有关协作方面便把结果反馈了回来：这是某省R市南郊黑石沟镇，一个绰号叫“三狼”家的电话。这个“三狼”在当地很有势力。他打出的公开招牌是“三狼小商品仓储发运有限公司”，实际上做的是制假贩假生意。这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假“犀牛”的源头就在这里。这个所谓的“三狼”，正是制售假“犀牛”的黑窝主。
　　我把全部案情通报给了沈美日用品有限公司。吴总经理又恳切地要求我们参加捣毁黑窝、缉捕“三狼”的行动。
　　按照中国的法律，只有公安、检察机关具有侦查权和拘捕权。中国私人侦探与国外私人侦探不同，即没有侦查权，又不可以配带枪支。国家工商机关给我们注册的仅仅是调查营业范围。既要维护法律，又要伸张正义，中国私人侦探只能走中国特色的路。
　　我同意了吴总经理的请求，并向检察机关侦查三处汇报，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他们决定派出包括杜指挥在内的4名检察官，并共同制定了远伐黑石沟、抓捕“三狼”的行动方案。
　　这个“三狼”的确狡猾，200件假犀牛牌刀片全装上了提货大卡车后，他仍旧没有露面，而把收款的重任交给了手下大头的妻子……这时，我看同时抓“三狼”已不可能，只好分成两步，先把面前这3个贩假要犯抓获，然后再去擒拿“三狼”……大头夫妇和牛海还没高兴过来，杜指挥领着一帮人从车上跳下，在门口一直“闲庭信步”的两名检察官也及时赶到面前。
　　杜指挥拔枪在手，大声喝道：“不许动！我们是检察院的，是来打假的！”
　　大头夫妇和牛海在我们面前哭天抢地，带着我们直奔“三狼”的住处。
　　“三狼”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这么快便冲到他那封闭式的大宅门前。我们冲进宅门，偌大的一个个房间里，全堆着成箱成箱的假犀牛牌刀片，“三狼”的妻子抱着孩子瑟瑟发抖，我们怎么问她，她都不吭声，仿佛傻子一样。我们只好把所有的房间全部过了一遍筛子——“三狼”逃脱了！
　　正在此时，李蓝光和一个检察官走过来，他们在后门截住了向外跑的“三狼”。